毕业典礼 | 系友代表黄子平:读中文系的人
北京大学中文系2023年毕业典礼 · 系友代表发言
系友简介
黄子平,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。北京大学中文系1977级本科生,1981级硕士研究生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,是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。1985年与钱理群、陈平原一起提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概念。主要著作有《沉思的老树的精灵》《灰阑中的叙述》《幸存者的文学》《边缘阅读》《害怕写作》《历史碎片和诗的行程》《文本及其不满》等。
(资料图片)
各位同学,各位家长,各位老师:
大家好!
上个月初我回到北大,做了一个小小的演讲,题目是从新近去世的台大中文系教授林文月先生那里套来的:“读中文系的人”。这是一个生产性的题目,接着用这个题目做文章的人很多。我想借这个题目对“中文系”这个系科刨根问底,追问“中文系”的产生或起源,追问它在现代知识系统或教育体系中的位置,追问一百年来读中文系教中文系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,中文系怎样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。北京大学,或京师大学堂,正是刨根问底的好地方。那天我只讲了半个多钟头,然后老师们同学们密密麻麻质疑和讨论了两个多钟头,证明这真是一个生产性的题目啊。
然后系领导就说,这个题目不错,可以到今年的毕业典礼上讲讲!我就很犹豫了,这题目似乎很适合给高考完了填志愿的考生或家长讲,也适合在中文系的开学典礼上讲,毕业典礼?大家都读完四年“关关雎鸠”了,你才来跟人家探讨中文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系?可我又想,我自己在北大读了六年的中文系,又在北京、香港、台湾的几家大学总共教了三十年的中文系,身在此山,不识此山面目,懵懵懂懂,很多事情最近才想得比较明白。那么,在学弟学妹们走出校门的此时此刻,来简单交流一下这个题目或许也还不为无益。
不仅简单,而且粗暴,我只引一条史料就直接奔结语。一百二十年前,1903年,晚清最重视教育的大臣张之洞奉旨参与修订学堂章程,他说:“数月以来,臣等互相讨论,虚衷商榷,并博考外国各项学堂门目,参酌变通”,觉得以往“专习文藻,不讲实学”固然不对,但是“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”,而“中国各种文体,历代相承,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”,所以制定的《学务纲要》强调“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”。——“不得废弃”,否定之否定的消极修辞,可以废弃,可能废弃,不可废弃,既是无奈,又是决断,这是身处文明的危机时刻的无奈和决断。
我的结语是:中文系(中国文学门、中国语言文学系)的设立,是传统文化在近代面临危机的产物,是这个危机产生并加深的标志,同时也是这个危机的解决方案及其象征。读中文系的人,自觉不自觉地都卷入此一危机之中,并因此承担了危机引发的使命召唤。他们的自我认知、学术追求和人生道路都势必与此发生“结构性的重合”。
华夏文明的危机,直接体现为:一,形式的危机,二,表达的危机。形式的危机就是孔子说的“礼崩乐坏”,就是鲁迅说的“本根剥丧”,就是马克思说的“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了”。表达的危机就是鲁迅说的“无声的中国”,没法说,没人听,说了也白说,这里的“表达”也包括了政治的表达。读中文系的人,语言专业,文学专业,古文献专业,所教,所学,所钻研的,其核心关怀,难道不正是“形式”和“表达”么?不正是致力于使“无声的中国”重新发声么?
这么说有点抽象,我想借用一则《山海经》神话来把它形象化。“中文系”是天崩地裂之际,从不周山上孤零零滚落的一块石头,同时又是一块女娲用来补天的补天之石,石头上刻着四个大字:“斯文在兹”。这里的落差或反差极大极大,原来它所涵括的是中国知识的全部、中国学问的全部(整整一座郁郁葱葱的不周山),如今边缘化为无数学科中的一门,并且时时受到科学主义、大数据主义的挤压。同时,在所有被边缘化的人文学科中,它又身居中心位置,俨然是一块身系文明命脉的通灵宝玉。你们在读中文系时经常感受到的莫名郁闷或无端自豪,都是这种反差或落差造成的。
既是危机的产物,又是危机的解决,基于对“中文系”的这种刨根问底,我想对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呢?
我是1982年毕业的。那年五四文学社做了一批小64开的小本子,白纸,塑料封面印了茅盾先生的烫金题字“未名湖”,我们文学77级的同学人手一册,正好用来互相题字留言。1982年在即将起飞的中国是何等样的年头,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又是何等样的一群人!不料我们的班主任张剑福老师给每一位同学的题词,不是“大展宏图”,也不是“鹏程万里”,而是这样平平无奇的两句话:“认认真真做事,清清白白做人”。你们学过“中国当代文学”的,应该记得,这是六十年代电影《舞台姐妹》的两句台词。老实说,看着留言簿上这两句话,好些同学都有点失望。好吧,四十年后,同学们返校聚会,点算人头,老班长很自豪地宣布:“咱班没有一个进去的!四十年,容易吗?”这时候才领悟了张老师那两句留言,沉甸甸的叮咛,多么英明。
在我看来,这是世纪之交乃至21世纪的盛世危言,在提醒我们,人生路上的那些陷阱,那些诱惑,那些考验。我们仍然身处危机之中:道德的危机,学术的危机,事业的危机,危机的克服远远没有完成,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。当然这盛世危言并不特别针对“读中文系的人”,可我总觉得多少还是有点针对性。
我想每一个读中文系的人,都来诚实地面对汉语在现代的腐败。有一位经济学家说,最大的腐败是语言的腐败。“想象一种语言,就是想象一种生存方式”(维特根斯坦),语言的腐败,就是生存方式的腐败。语言的腐败,就是鲁迅在《破恶声论》里说的那种种“恶声”。我建议读中文系的人,无论是否选修过“鲁迅研究”,都来重温这篇没有写完的长文。鲁迅写这篇文章的年代(恰好是“京师大学堂”向“北京大学”转化的年代),那年代发出“恶声”的还是人数不多的一些“伪士”,如今由于新媒介网络的发达,早把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变成了“喧嚣的大多数”,日日恶声盈耳就是我们当下的处境了。在当下,如何重新掂量张老师四十年前给出的“认真”和“清白”这两个关键词?如何明辨日日充斥于耳的声之善恶?如何保持对“形式的危机”和“表达的危机”的敏感?如何在克服危机的延长线上奋力前行?我希望即将走出校门的学弟学妹,诸位“读中文系的人”,有以教我。
谢谢大家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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